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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巴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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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来源：不详点击： 2006-4-23 文章录入：toph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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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友梅
    五十多年前读巴金先生的书，想像中的作者形象高大而严肃。“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团长是巴金，我被任做秘书。第一次在这位大家身边工作，就出了个大娄子，刚到东京宾馆，就发现团长的行李不见了。到机场去找，机场说北京根本没运来这件行李。第二天一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就要接见巴金和全团。巴老的衣服和准备送大平首相的礼品都在行李中。这下可把巴老女儿小林、翻译陈喜儒和我这个秘书急坏了。日中友协古川先生和我国驻日文化参赞听到后亲自出马和机场交涉，请他们与北京联络。查问结果是巴金的行李被发往上海去了，急得我们连晚饭都不想吃了。巴老虽然也着急，却不生气，反倒和颜悦色地来安慰我们说：“先去吃饭嘛，这又不是你们的责任。不要急！尽量想办法补救。看看谁还带有合适的礼品，另选一件。给我临时借件衣服穿就是了，把你们急坏就更麻烦了，是不是？”
    幸好经过多方联络交涉，上海方面在半夜把行李急运到了东京，解了燃眉之急。从此我格外小心，怕再出纰漏。不料有天坐大巴旅行时，我身边的日中友协负责人秋岗先生突然问我：“邓友梅先生，你想不想到你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去看看？要去我们可以安排一下！”
我毫无准备，一下被问蒙了。“文化大革命”刚过去，我谨言慎行，从没跟人说过自己在日本劳动的经历。没想到日本人的档案却如此清楚。我慌忙说了声：“谢谢。请让我跟团长商量后再回答您。”马上走到林林副团长身旁，胆怯地向他忙作汇报，并说明我绝没有对日本朋友说过我的历史，是他们主动提出来的。林林同志点点头，低声说：“我理解你，好，等我跟巴金团长商量以后再作回答。先谢谢人家。”回到座位上向秋岗先生再次致谢意，坐下来心中忐忑不安，猜想领导研究起来一定要很费时间。车子到游览地，刚下车就见林林同志走到巴金先生面前低声商量起来，不一会儿就招手把我叫了过去。林林同志笑着说：“团长同意叫你去。”巴金先生温和地笑着对我小声说：“去吧，去吧。当年的小苦工，今天以中国作家代表团身份回来，显示了中国的变化嘛！好，好！”
    这样，到达广岛后，全团都去宫岛参观时，由秋岗家荣先生陪着我去了山口县德山。本来我对这一个人活动很胆怯，正是巴金先生这几句话，大大增强了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使我重访３０年前的劳动故地之行，顺利而得体。
    自此之后，我对巴金先生的文章就格外细心阅读，进一步体会到巴金先生洁身自律、真诚做人的高尚风范。他像一面镜子，面对其慎独反思、自我解剖的文字，人们会照清自己灵魂中的不洁。
    去年我到巴黎，走到“先贤祠”的卢梭铜像下停住了脚步，耳边响起了巴金先生１９７９年站在这座铜像下的独白：
    “我想起五十二年前，多少个下着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
    从那时开始，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论是《激流三部曲》那样的巨著，还是有感而发的随笔散文，发出的都是一个爱国者、一个有强烈责任感的文人心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有无数人是看过《家》《春》《秋》后，决心推翻专制、腐朽、残酷的旧社会，投身参加革命的；拨乱反正后又有多少人读了《随想录》的“说真话”文章，引起反思自剖，精神上跨入一个新境界！
    “说真话”三个字，绝不像有人讥讽的只有“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说别人的事讲真话不易，讲自己说真话就更难。“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近三十年，当年紧跟“旗手”裙带，批斗别人起家，靠写大批判文章、演革命样板戏受宠的人物，今天谈起往事时，能“说真话”的占几个百分点？但巴金先生曾在当时被打翻在地踏上千百只脚，却仍在反思中自我忏悔。早在１９７８年拨乱反正初期，巴金就提出要超越个人苦难来诉说历史，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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