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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的农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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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的农民形象

［作者：段崇轩来源：华文读者点击： 2007-2-25 文章录入：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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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塑造“新的农民”是否可能
　　一个时代的文学，要出现称得起“典型”的人物形象，需要有两个起码的条件。一是现实生活中新人物的孕育和生长，二是作家新的“人物观”的确立和在生活中的发现。回想一下从“五四”到现在的不朽农民形象，无不是在二者的遇合中经过作家的艰苦营造才诞生的。
　　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农业文明延续了数千年。中国农民是传统的小生产者，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依然身份未变。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土地改革到集体生产，从人民公社到“分田到户”，又到农民“被迫”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几代人的梦想，数亿人的奋斗，但乡土中国的性质和传统农民的身份，并没有本质的改变。而每一次农村社会变革和农民命运的转变都在乡村小说中留下了鲜活的记忆，如果把从阿Q开始的农民系列形象，逐个进行深入解读，就会看到一部长长的农民精神史、心灵史、性格史。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艰难转航，又继而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大潮。从农村城市化(包括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到今天“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调整，中国的“乡土社会”性质才真正开始转变，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科技文明的过渡才刚刚启动。在这样一场历史的巨变中，传统农民无疑是最不能适应、最受伤害、最感到痛苦的弱势群体。但他们已被推到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了10多年，他们的人生命运在变，他们的精神心理世界也在变。他们将在这种化蛹为蝶的蜕变中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农民。这一变化是极为深刻复杂的，是我们坐在书房难以想像的。近年来的乡村小说已经展现了一些农民精神、性格方面的变化，但往往侧重于表现他们的传统文化性格——不变或变化甚少的一面，热衷于揭示他们在两种文化冲突中人格人性的变异和扭曲，而对于他们逐渐走向“新生”、现代因素潜滋暗长的一面，却表现很少或者浅尝辄止。至于那种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脱胎而出的现代式“新农民”，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
　　其实，当我们的视野投向广袤的土地、一个个村庄的时候，就会发现那里有许多震撼心灵的故事，有不少可歌可泣的人物。譬如带领村民奋斗几十年使华西村率先实现城市化的吴仁宝，譬如把南街村治理成“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王宏斌，譬如从“旗帜”到凡人再到“商海”女强人的郭凤莲，譬如顺应民心在当下中国组建起第一个“农民协会”的永济市蒲州镇的女青年郑冰……(参见《南方周末》2006年3月9日)他们曾经是传统的农民，有着小农经济意识、有的甚至还有“左”的思想观念，但现在的他们不管思想深处有多么复杂，新的农民的现代思想和市场意识无疑已成为他们的主导精神。这些农民自然是群体中的极少数，但他们是中国农民的先行者，昭示着广大农民的未来之路。这样的新农民可不可以进入我们作家的视野中呢?
　　这里我们需要厘清一个概念。所谓“新的农民形象”，并不是指那种超凡脱俗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而是泛指一种农民群体——处于变化成长中的，不断滋长新农民元素的各式各样的农民形象。那么新农民元素又包含哪些东西呢?譬如开拓精神、科学头脑、市场意识等等。这是中国传统农民最缺乏的，但却是市场经济社会最需要的，也是旧式农民走向现代农民应该具有的精神素质。乡村社会的那些成功(如商人、企业家等)农民，无不具有这种现代精神素质。黑格尔认为：典型人物“性格的特殊性中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作为统治的方面”。这种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生成的新农民元素，正是一种时代性格特征，它已然成为一小部分农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的方面”，我们的作家应该努力地去发现它、表现它。
　　农民的精神心理世界，是个极为复杂矛盾而神秘的领域。其中既有封建落后的部分(如保守、狭隘、迷信、奴性等)，也有传统文化精华的部分(如忠厚、诚信、仁义、勤俭等)，还有改革开放近30年来滋生的新农民元素。而且是精华、糟粕和新质犬牙交错、相反相成、此消彼长，构成一个错综驳杂的矛盾体。这就为作家塑造多种多样的农民形象，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生活源泉。我们可以继续刻画那些在时代转型中落伍、彷徨、失败的农民，也可以依旧描绘那些坚守农民的文化传统的静观、守望、智慧的农民。但更需要塑造那种在“新农村建设”中勇于开拓、探索、创造的新农民。中国农民精神人格的建构，是一个比经济、政治建设更为漫长的历史，因此作家对农民的走近、熟悉、探索、塑造，也是一条艰难、无尽的路程。
　　了解了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作用、发展路向，追溯了乡村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的演变轨迹，对于作家确立什么样的“人物观”以及如何塑造农民形象，就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了。首先我们要重新反思塑造农民问题上的成败得失。杜书瀛指出：“要真正把文学看作‘人学’，就必须‘以人为本’，以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充分体现着他的‘本质力量’的人为本。”(杜书瀛：《文学原理——创作论》第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近年来乡村小说在塑造人物上的“淡化”倾向，正是因了作家在创作中是以故事、现象、问题“为本”了。其实人物才是小说的主体、焦点，写活、写透了农民，故事、现象、问题等等，都可以蕴含其中，都有了各自的归宿。陈忠实、李佩甫等作家的创作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二、俯视、仰视还是平视
　　中国作家对他所表现的农民，其情感、思想和姿态的复杂，真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麻团。但不管作家的内心深处有多么矛盾，你在观照人物时必须选择一种基本的角度和姿态。这一姿态关系着你能看到什么，关系到你能写出怎样的人物来。
　　从“五四”文学到新时期文学，乡村小说的演变气象万千，但从作家观照人物的姿态看却大体有两种。一种是20、30年代的“俯视”姿态，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作家们，认为在农民身上集中了国民的种种劣根性，应该进行“启蒙”和“疗救”，采取了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另一种是从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到50、60年代的当代文学中的“仰视”姿态，中国农民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人，赵树理、孙犁、柳青以至浩然等主流作家，以政治意识形态作为思想文化立脚点，采取了一种尊崇歌颂式的仰视姿态，努力发掘他们身上的优秀品格，塑造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新型农民。尽管每个作家的情感、思想迥然有别，且掺杂着或深或浅的民间意识，但这种仰视式的观照姿态则是确定无疑的。
　　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一股强劲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把乡村小说推进到一个新的境地。而变化的根源就在作家观照姿态的“变革”上，即一批年轻的乡村小说作家采取了一种“平视”姿态。代表性作家刘醒龙断然说：“真正承传中国文化的恰恰是这些乡村农民，从文化角度上讲，这世界上没有谁比谁高明。一个人的人格高大主要表现在人性的宽容、悲怜、慈爱、和善上，完全不是语言上的深刻和优越与目光的尖锐。我现在特别鄙视‘审视’这一东西的运用，这只是自我吹嘘的一种堂皇的形式。”(引自段崇轩：《关于农村题材小说的备忘录》，《新华文摘》1996年第10期)另一位实力派作家谈歌则坦言：“作家在心灵感觉上，应该是平常人。”强调要“站在大众的角度上”，表现一种“平民意识”。(引自董健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第5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作家这种自觉的立场转换和姿态调整，表现了他们对农民的重新认识，对作家与农民关系的深刻反思。所谓平视姿态，即一个作家在观察和表现农民时，要以平等的态度、平起平坐的位置，对农民不抱偏见、成见，不先入为主，用一颗真诚的心走近农民。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向民间立场的位移。正是在作家这样一种平视观念的驱动下，使当时的乡村小说呈现出一种完全的开放状态，农村现实生活中的巨澜微波，农民生存以及他们性格心理的各个侧面，在作品中得到“原生态”式的呈现。出现了陈源斌《万家诉讼》中的何碧秋，关仁山《九月还乡》里的九月等一些具有新农民特征的崭新形象。应该说，平视姿态对于乡村小说作家来说，是一个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上的进步和超越，它给我们的启迪是丰富的。
　　今天，时代和文学给作家提出了塑造更多样化的尤其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农民形象的课题。我以为作家努力采用平视姿态去观照和表现农民，不失为一种更理想的选择。因为俯视姿态式的创作，往往看到的是农民身上落后、保守、愚昧等的一面；仰视姿态式的创作，常常会不自觉地夸大农民身上诸如淳朴、善良、仁义等的一面。都给人一种“剑走偏锋”的感觉。而那种平视式的观照姿态和视域，就像一部高像素、广角度的数码相机，可以使我们看到现实中的农民的“全人”，可以发现他们身上犹如“春芽”一般的新绿，可以更真实、客观地描绘出千姿百态的农民群像。
　　“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众多作家，曾经竭尽全力描绘了那么多“原汁原味”的农民形象，但经得起时间检验富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并不多。原因就在他们注重了人物的现实丰富性，用流行的思想观念去把握人物，而没有从文化、人性、生命的层面去透视人物，反映了他们思想资源的匮乏。而一些具有知识分子文化立场的作家，他们在塑造计划经济时代和历史生活中的传统农民时，显得游刃有余，人物形象十分突出，有的甚至达到了典型的高度，而一写到市场经济时代的农民，就显得捉襟见肘，形象苍白，显示了他们对当下农村的隔膜和生活资源的贫乏。思想资源、生活资源的缺失，是当前乡村小说创作难以突破的两大障碍。这使我们不禁想到了赵树理、高晓声两位乡村小说大家，他们不管是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仰视农民，还是从现代思想的角度去俯视农民，但当他们一进入现实生活以及具体创作时，就自然而然地回到了民间立场，保持着一种平视的姿态。在他们的作品中，作家的理性思想和人物形象构成了一种巧妙的张力和复杂的结合，凸现出一个个新颖独特而又意蕴深远的农民形象来。他们在人物塑造上的独到之处，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总结的。文章来自华文读者华文读者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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