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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教育家王培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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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教育家王培孙

［作者：孙　元来源：华文读者点击： 2007-2-23 文章录入：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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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不久，一天，一辆小汽车来到大木桥路的一个叫俞家宅的地方，在几间简陋的茅屋附近停下。从车上下来的是上海解放后第一任市长陈毅。他走进茅屋，和一位卧病在床的老人亲切地握手问好。老人虽然病重体弱，但显得非常高兴，与陈毅市长轻轻地交谈着，两人不时还发出会心的笑声。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爱国教育家，被称为教育界“南王北张（张伯苓）”的“南王”，南洋中学的老校长王培孙。
　　临走时，王培孙向陈市长说了句笑话：“你今天是不是来谢我的？”陈市长笑笑说：“这不是主要的。”原来王培孙和陈毅还曾有过一段因缘：五四运动后，陈毅要去法国勤工俭学，但出国护照搞不到，于是就通过南洋中学的四川籍学生请求王校长帮忙。王校长问清了情况后，通过关系帮他搞到了一张出国护照。
　　“我是南洋公学第一个学生”
　　王培孙名植善，字培荪（培孙），1871年（清同治十年）出生于江苏省嘉定县南翔镇走马塘西的王信义堂。王氏祖籍山西太原，清乾嘉间移居沪上，从经营索业（船舶上所用绳索）起家，成为上海的江苏帮沙船业四大船商之一。王培孙自幼接受旧式教育，家延西席（塾师）课读，先后师从黄渡金仲占、嘉定童益臣以及八股文名家李子宣。他天资聪颖，不论文章长短，细读一遍，即能过目不忘，背诵如流，甚得先生称许。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考中上海县秀才，同科400人，录取33名，王培孙名列第二名。入学不久，祖父病故，家道中落，他得浙江巡抚廖寿丰的推荐，进入江南制造局任事。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国运日衰，王培孙遂绝意于科举。1897年，张之洞在武昌创办了武备学堂，王培孙即与雷继兴、陈景韩前往应考，但参观后，见该校入学要求甚高，即知难而退。而待另一原定即将开办的自强学堂招生也未果。某日晨，三人正在黄鹤楼品茗，忽有友人带来上海的《新闻报》，得悉上海南洋公学开办，先行招师范生。绝处逢生，即返棹东下，抵沪后速奔设在格致书院的南洋公学考场。但考试已开始多时，早就点名封场，经说明来意后，主考感于王培孙的真诚，准予通融入场。时已正午，他们笔不停挥，直至傍晚完卷。出场后，王培孙独宿客栈，忐忑不安地等待消息。翌日发榜，他与雷、陈两人均录取于师范班。由于王培孙当时住处窘迫，监院福开森还特许他第一个入校（当时南洋公学的校舍也正在建筑中，王培孙暂居校门对面的丝厂内，还兼任校舍建筑的监工）。师范班的学生有二十几人，其他同学还有吴稚晖、林康侯、章宗祥、沈叔逵、金邦平等。后来王培孙每与人谈起他与南洋公学（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的关系，总要说：“我是南洋公学的第一个学生。”等到他接办叔父王柳生的育材书塾后，改校名为南洋中学。人问其用意何在，他说：“君子不忘其本，因为我是南洋公学的学生嘛！”
　　帮助蔡锷逃亡日本
    1898年南洋公学发生学潮，王培孙离开了南洋公学，此时的王培孙，正当青年，意气风发，大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气概。他结交天下有志之士，共探强国之路。此时正值戊戌变法开展之际，王培孙与狄楚青（平子）在上海福州路合办开明书店，由夏颂莱为经理，王培孙管账并负责对外联络，出版物以翻译日文政治、哲学为主，鼓吹民权立宪。不久，慈禧太后重出“训政”，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王培孙仍然积极支持热血青年唐才常等的救国行动。他经营的开明书店即是唐才常所办东方译社出版物的印刷发行所，为唐的政治活动起到了摇旗呐喊的作用。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又在上海张园邀集沪上名流召开“国会”，推容闳、严复为正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王培孙出席了此次会议。唐才常还组织自立军，联络长江一带哥老会，创立富有山堂，印发“富有票”，以龙积之、狄楚青为上海支部首领，王培孙也加入了富有山堂。1900年8月，自立军准备在湖南、湖北、安徽等省以“勤王讨贼”为名，发动武装起义，王培孙欲西上参与。不料，起义失败，唐才常在汉口被杀害。参加起义的蔡锷、范源濂逃到上海，王培孙为他们准备行装盘缠，使他们顺利东渡，亡命日本。
    王培孙的叔父王柳生早于1896年在大东门的王家祠堂“省园”，开设了上海第一所民办的新式学校“育材书塾”。1900年，柳生先生以南翔公益事繁，将育材书塾校务正式托付王培孙接办。王培孙一面办学，一面仍在开明书店任职，并每天在福州路奇芳茶楼以品茶为名会见维新派流亡人士，而“省园”亦成为“沪上群彦出没之地”。1904年，王培孙到北京，目睹清政府的愚暗腐败，民怨载道，知爱新觉罗王朝已病入膏肓，终将灭亡。从此他放弃了一切改良主义的幻想，决定致力于教育事业，欲启迪民智以救国。1905年，王培孙与吴怀疚赴日本考察教育，在东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我还是当个穷校长好”
    王培孙接办育材书塾的1900年，正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国难深重的时刻。学校也因为学生减少而非常窘困，教员薪水每月只有三四十元，王培孙本人仅支十元，王夫人沈竹书女士兑去首饰以接济办学。在王培孙惨淡经营、艰难维持下，办学成绩显著。1904年，育材书塾改名为南洋中学。1906年，南洋中学与民立中学、三林中学、强恕学堂等五所民办学堂，由清政府商约事务大臣吕海寰奏请光绪帝传旨嘉奖。为了发展学校，有人劝王先生试请官方资助。王先生送了谒帖给两江总督端方,去了两次，才获接见。端方接见时说：“如今废科举，兴新学，民间办学的人很多。民间办学，官方加以资助，这样学务自然发达。你办学堂甚好，但须立志不要做官，官非好人做的。”王培孙当即回答道：“我是为办学而办学，不图名利，不求做官。”端方说：“你来无非是来要资助，你要一次拨款呢？还是分次给你？”王先生考虑到当时确有人借办学之名，请求拨款，钱拿到手，学校关了门。于是答道：“我只要分次拨款。”端方听了很满意，同意以后每年拨四千六百两银补助南洋中学办学。事隔二十多年后，王培孙在茶余饭后谈起这段故事时，就说：“我王培孙办学就是为办好学校，不为名，不为利，我是对得起人的。”
    1915年，袁希涛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兼代理总长时，曾电邀王培孙去担任教育部次长，王培孙复电婉辞不就。后来，北洋政府又以王培孙办学卓有成绩，呈请大总统颁发嘉禾勋章。王培孙笑曰：“连我这样平凡也得了勋章。”因而随意放置，任人玩弄，终于遗失，也毫不在意。
    1930年左右，国民党元老钮永建任江苏省民政厅长，为标榜刷新吏治，起用了一批教育界人士当县长。钮曾找王培孙，请他出任苏州县长，这在当时是个美缺。王培孙说：“我立志办学，还是让我办好这所穷南洋中学吧。”时隔不久，钮再次来请，说：“实在找不到信得过的人才，还是请你勉为其难吧。”王培孙对他说：“那我推荐王引才先生（当时南洋中学的教师）去吧，我还是当个穷校长好。”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因王培孙的名望和业绩，想请他当上海市参议员，并于1946年8月寄来了聘书和附表。王培孙即致函原代理校长顾天放：“参议员，我当然不能做，将表付邮送还，或置之不理，均可。”
    “其人可称中国之伊顿”
    北伐前后，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有一次来到南洋中学，参观了学校的教学和规模后对王培孙说：“现在南洋公学已改名交通大学，你办学校很有成绩，我在北方办个南开大学，你就在南方办个南洋大学吧。”王培孙回答说：“我才疏学浅，办一所好的中学还有把握，办一所好的大学没有把握。我宁可当一个办得较好的中学校长，不愿当一个办得不好的大学校长。”在当时的上海，确实有一种好大喜功之风，资质不够或没有任何资质，就贸贸然将中学升级为大学，甚至小学升为大学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这类大学，人们戏称为“野鸡大学”。而王培孙从一开始就认定方向，坚持不懈地搞中等教育，打造了“南洋中学”的品牌。
    首先，他在学制设定上经过多方研究，也曾亲自赴日本考察，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确定南洋中学本部设五年制，联属高小行三年制。当时的教育当局，正推行中学四年制，造成大中学课程脱节，中学毕业后还要读大学预科，才能升入大学。王培孙认为四年制不合适，顶住了江苏教育当局的“封校”威胁，坚决执行五年制。在教育上，王培孙倡导“自主、求实”的学风，自订章程，自编教材，不设学监、舍监，鼓励学生自治、自爱；聘请名师任教，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注重各门学科平衡发展。因此，南洋中学学生的素质相对较高。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清华大学招生，作文试题是“广无衣”。《无衣》是《诗经·秦风》中的一篇，其中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等句。在当时这个试题用意很好，是发扬同仇敌忾之意。但很多考生未读过《诗经》，不解题意，闹了笑话：有的理解为“广东天气热，不用穿衣服”，有的理解为“广大人民穷得没衣穿”。唯独南洋中学考生全能准确理解题意，成绩优良。清华大学为此写信给王校长，赞扬南洋中学语文教育质量高。交通大学校长唐文治说：“余忝长南洋工专（交大前身）十五载，惟南洋中学升学而来者实繁有徒，入选者不一其人，学科之美备，管理之谨严，成绩之优胜，非培孙先生暨校董会诸君子热忱毅力，曷克臻此！”1926年，南洋中学建校三十周年纪念之时，著名教育家吴稚晖撰文赞道：“近年来我切劝国人勿做大学狂，应知英伦之伊顿，其人之重视同驾牛津剑桥而上也。……惟培孙先生卓然有特识，南洋之名始终与中学连接，尽有改大之可能而不屑改，其足可以称中国之伊顿也。”
    训育主任进不了校门
    王培孙是一位爱国者，他主办的南洋中学，始终坚持爱国主义教育，支持学生参加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时，正是南洋中学第十五届学生毕业之际，王培孙同意该届毕业生不进行毕业考试而按其平时成绩评出总分，以表示对学生们参加五四运动的支持。他还自编国文课教材，有黄宗羲的《原君》、文天祥的《过零丁洋》、陆游的《示儿》、《诗经》中的《无衣》等诗文。在敌伪统治上海期间，南洋中学校舍被敌伪所占，学校暂借北京路盐业大楼和汶林路“岐庐”两处坚持办学。王培孙不向敌伪登记，不挂南洋中学校牌，拒不参加汪伪的军训和童子军活动，拒领敌伪的“补助费”。他自己避居姚主教路大同坊，潜心校注明苍雪大师《南来堂诗集》。虽体弱多病，但他宁可以芋艿薯黍充饥，不食敌伪的“配给米”。其间，有一个汪伪派来的人常常来纠缠他，请他领衔教育界发表一个拥汪宣言，王培孙大义凛然，严词拒绝：“你可以去告诉他们，我是一个中国人，你不要再来了！”
　　抗战前后，国民党对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具体措施包括上党义课、由国民党派训育主任、做总理纪念周、建立国民党基层组织。王培孙对这些措施颇为反感，进行了坚定而又巧妙的抵制。他把英文三民主义作为英语课的补充读物，当局检查时，他就说：“党义课嘛，学生自己都看得懂，我校教英文三民主义，既上了党义课，又能学到英语，不是一举两得吗？”后来上面盯得不那么紧了，英文党义课也不教了。国民党为了要控制学生思想，规定学校要设训育处，王培孙置之不理。后来市党部要派人来校当训育主任，王培孙对他们说：“你们派训育主任是可以的，只不过派来的人要能和我共得好事的，否则两不方便。”他们陆续提出几个人，王校长都不同意，最后只好让步，让王校长自己找一个人报上去。于是王培孙找了一个他们同意的人，但对此人说：“你就担任训育主任吧，不过有一个条件，你不必到学校里来，工资我按月送上，上面问到学校的事，你打电话问我好了。”南洋中学始终没有挂过训育处的牌子，训育主任没有进校，国民党基层组织也就搞不起来。关于做总理纪念周的事，王先生曾对人说：“做纪念周对学生一无好处，二无用处。”国民党当局用停办学校相威胁，王培孙强硬地表示：“学校可以停办，纪念周一定不做。”当局考虑到像南洋中学这样历史悠久、蜚声社会的学校一旦停办，影响太大，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蒋介石到上海设宴慰问家乡父老，也邀请了王培孙。王培孙见请柬后对人说：“赫赫者贪天之功，同他吃饭不如在家舒服。”托词年老行走不便，拒不赴宴。
　　
    悲声痛悼史量才

    王培孙从办校开始，就聘请大批学识渊博、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来校任教，其中不乏著名人士、学者、留洋博士和大学校长，如马君武、邵力子、丁文江、胡敦复、胡明复、李登辉等。1903年，刚从杭州蚕桑学馆毕业的史量才来到上海求业，他“阮囊羞涩，仅剩小银八角而已”。王培孙慧眼识才，聘请他来校担任理化教师，并协助校长室的对外接待工作，使初出茅庐的史量才有了立足之地。史量才发迹后，一直不忘王培孙的知遇之恩，担任了南洋中学的校董，尽力支持王培孙办学。史被刺，王培孙得噩耗后哭之，题辞哀悼，曰：“瞻君遗像，温厉其色。功在社会，言为世则。昔我与君，交谊卓特。迹偶淡疏，精神不隔。而君与我，诚贯金石。德星陨芒，吁嗟鬼域。南国卷葹，西陵松柏。死而不死，垂声方策。”
    南洋中学内还曾流传着一个王培孙“追韩信”的故事：二十年代初，叶上之应王校长之请来校兼英文课。他是《大陆报》的英文主笔，威信很高，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他教的班有个学生英文考59分。南洋中学有一条不成文法：国文、数学、英文三门基础课有一门不及格，就不能升级。王培孙对每个要留级的学生成绩都要亲自过目。当他看到此生的其他学科成绩还好，就因英文差一分而留级未免太可惜，于是动笔把59分改为60分，给予升级。开学后叶上之老师发现这个学生升级了，课后去找王校长说：“某某学生上学期英文不及格，他怎么升级了？”王培孙作了解释，但叶老师并不谅解，一怒之下，说了声“另请高明”便走了。王培孙托人疏通未果，于是亲自登门道歉，言词恳切，叶终为所动，答应第二天到校。
    辛亥革命时，王培孙和陈英士关系很密切。陈有一儿子在南洋中学读书，一次大考几何，他考不出，而监考老师李传书一直站在他的桌子旁，使他不能作弊。时间已过半课，他急了，对李老师说：“今朝你要我好看，是  ？为啥一直站在我桌旁？”李老师说：“我是监考老师，喜欢站在哪里就站在哪里。”陈威胁说：“你再不走，我要交白卷了。”李老师不为所动，陈恼羞成怒，下课交了白卷并跑到教室外面捅了李老师一下。王培孙立刻把陈叫到校长室，严肃地说：“你对老师不敬，我把你开除了。”陈苦苦哀求，说记大过、留级都可以，就是要留在南洋中学，不然没脸回去。王校长坚决拒绝，对他说：“我绝不允许学生侮辱老师的，你马上卷铺盖回去，你家里我会说的。”陈的母亲也来要求让儿子留校，王校长坚决不同意，后来此生只得转到别的学校去了。李传书老师于二十年代来南洋中学任教，一直得到王培孙的信任，曾担任南洋中学的教导主任。解放后调至松江立达学园，1956年还被评为江苏省优秀教师。
    把黄炎培藏在图书馆
    据南洋中学的语文教师杨颂华回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上海。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下午四时左右，就有一辆囚车押着革命志士呼啸着经校门西去，开到不远的东庙桥路（今名东安路）刑场，枪声响处，志士倒卧血泊中。杨老师当时在日晖桥西区二校任教。有一天王培孙把他叫去，对他说：“今夜九点钟后，有一个人来找你，你找一只学生空铺，搬到你房里，让他过一宵。”说完摸出二百元钱，让他第二天早晨当这位客人临走时送给此人，还关照他不要和来人多讲话。那位客人准时来找杨老师。此人中等身材，满脸胡子，衣着朴素，自称姓吴，安徽人，要到东北大学去读书。杨老师遵嘱，不与他多讲话，就安排他休息了。翌晨，杨老师还未醒，这位客人就向他告别。杨马上起身，把王培孙的二百元钱送给此人。他接了钱，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最后说了一句：“请你代我谢谢王校长。”1950年，一位部队首长带了一个孩子和警卫员坐小汽车到大木桥看王培孙。事后，王校长很高兴地对杨颂华老师说：“你还记得吗？他就是二十多年前我要你让他留宿一宵的那位客人。”
　　1930年前后，杨颂华有一个朋友叫钱定安，他接办了实学中学，校址在成都路，开办后学生还不到一百人，维持有困难。他托杨向王培孙恳求改为南洋中学联属学校，以期能多收一些学生。王培孙答应了。有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与钱定安是无锡小同乡，那时在上海美专挂名读书，晚上宿在实学中学。有一天王培孙把杨找去说：“上面说南洋中学里有共产党，联属学校里情况我不大清楚，你去一趟。”杨就去问了钱定安，钱说：“实学中学里大概没有，不过有一位住在这里的学生，可能有嫌疑。”杨颂华向王培孙说了，王培孙对杨说：“你赶快去告诉钱定安，叫此人避一避，我只能挡三天。”
    “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先生力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要通缉他。王培孙得悉后，把黄炎培先生接到南洋中学来，藏在图书馆内，学生暂停借书，晚上王培孙常去与他谈时局，校内师生鲜有知者。
    临终前捐献珍贵藏书
    王培孙既是一位教育家，又是著名的藏书家，他藏书四十余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王氏先人就富藏书，王培孙主持南洋中学后，又与教员汤济沧开设利川书店，以书店之赢利贴补办校经费。在经营中，收购故家遗藏，售出一般，保留其精粹。1919年，在南洋中学东面的理化实验室旁辟余屋数间，设立南洋中学图书馆，内藏王氏先人所藏四部要典及王培孙十余年所收罗的古籍及参考图籍约四千余种，请陈乃乾整理编目，编印《南洋中学藏书目录》。该书书名由当时已七十六岁的吴昌硕所书，罗振玉题签，石印线装，现存世仅几册。
　　王培孙的藏书中尤以地方志为最丰，他从办利川书店起，就注意广收各地方志。民国初年，地方志尚乏人注意，售价甚廉。每逢各省大埠书贾贩书来沪，临走时必将剩余方志，大批载至王培孙寓所，点本计值，每册仅开价一二角。他的一位学生知道他所好，有次带几部方志去看望他，他非常高兴地对该生说：“这些书对读书的学生是没有大用处的，但一旦集腋成裘，对国家是有用处的。”王培孙收集的方志门类颇多，卷帙浩繁，在全国的图书馆中也属首屈一指。
　　王培孙爱护藏书，雇工修缮，终年不息。书有难得或系残本，必多方觅配，配不可得，则借抄补足，务使完帙；又遇罕见旧本，残缺凌芜，则请人整理而流传之。他还为自己或他人的藏书撰写了大量的跋，还校注刊印了明僧苍雪大师的《南来堂诗集》。
　　上海解放后，南洋中学被政府接管公办。1952年，当时的学校主管部门为扩大招生，欲改图书馆楼为教室；以古籍图书非中学生所切需，拟将南洋中学图书馆中王培孙所藏图书捐献国家。这时，已卧病六载、八十二岁的王培孙，即于9月21日口述致函代理校长徐镜清，对学校的意向“深表意愿”，说：“解放三年，新中国由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教育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培孙虽老朽不才，无为祖国效劳，因之培孙愿以自己一生最心爱的图书赠予我人民政府领导的人民自己的图书馆。”经学校向当时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请示批准，1952年11月12日，文化局有关人员来校开始移运图书。第一批共计76700多册，存放于当时由顾廷龙先生为馆长的合众图书馆保存。合众图书馆经过检理，即在所捐藏书中，选取善本二百余种，于1952年12月29日举行展览会，邀请专家鉴定。出席者有江庸、柳贻徵、汪旭初、吴眉孙、尹石公、王佩诤、陈乃乾、郭绍虞、赵景深以及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上海市图书馆、鸿英图书馆、南洋中学的代表等，一时嘉宾云集，相与评赏。顾廷龙馆长还撰《检理王校长藏书记》以记之。而在全部图书运抵合众图书馆后的第四天——1952年11月17日，王培孙在他大木桥路俞家宅寓所的病榻上安祥瞑目，与世长辞。
　　今日的南洋中学的图书馆中，仍专辟古籍藏书室一间，里面陈放着捐剩的王培孙藏书以及校友赠送的古籍图书数千册，作为对王培孙老校长的纪念。文章来自华文读者华文读者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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