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这样的采访，我不免有些惴惴不安。生命何其宝贵，而面对一个被病魔残酷侵蚀着肌体的人，要让她亲口讲述自己的病情，回忆那些噩梦般的往事，是件多么残忍的事！

　　但黄英很坦然。她说，她早已做好一切思想准备，一年来，各种苦痛都熬过来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2007年2月7日，因为发现一侧乳房有硬物，黄英请假去了医院。挂号时她还在想，看完病可以顺便去买年货，结果医生告诉她，她的肿物大小已是二期，必须尽快做手术。此时，距春节还有十天。

　　其实，早在2006年9月，我就发觉自己的乳房有刺痛感。当时去医院看过，但大夫的诊断结果是增生，他给我开了些药，并且对我的担忧显得不以为然，我以为真的没事，就放松了警惕。想不到刚过半年，一侧乳房就出现了肿块。

　　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我心存侥幸，然而医生的话很快让我全身冰凉。他说，我的情况绝不是增生，而且肿物大小已是二期，必须马上做穿刺，因为年前无法安排手术，最好先做化疗。

　　我当天就做了穿刺，但第二天的病理报告上并没有显示出癌细胞，准备好的化疗也没做。我怀着侥幸和惶恐不安的心情过了一个年。

　　大年初六，我办理了住院手续。丈夫和我都强颜欢笑。儿子刚上小学二年级，我没敢对他说太多，只说妈妈要住院一段时间，让他和姥爷在一起，好好学习。孩子懂事地点点头。

　　我看着可爱的儿子、厚道的老公，还有我们一起生活了十年的家，虽然只有60多平方米，但那是我和丈夫燕子啄泥般一点一点置办起来的。当年，我们就是在这间房子里结的婚，最大的心愿就是攒钱买一栋大点儿的房子，这些年一直在为这个目标奋斗。我俩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生活虽然不富裕，但每月都有结余，一家人对生活没有过高的奢望，只要能快快乐乐的，就很知足。

　　原以为，我们的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我会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和自己的丈夫一起慢慢变老，可是，不知是否老天嫉妒我们的幸福，偏偏让我得上了这个病！

　　住院后，主治大夫给我做了第二次穿刺，我仅存的一丝幻想终于破灭了！3月1日，就在儿子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我躺在了手术台上，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乳房根治和再造手术。术后，当我刚刚拔去身上的四个管子时，大病理报告出来了，在我身体里发现了十几处转移点，我由二期的早期病人直接转为三期！

　　随后的半年，我先后做了9次化疗和25次放疗，治疗的副作用让我痛不欲生，头发掉光的同时，心情也一落千丈。

　　艰苦的治疗终于结束了，医生说我以后只要每月复查一次就行了。我如释重负。走出医院大门，我仰面向天，深深吸气。从今天起，我要制定全面的康复计划，为了家人，也为了我自己，我要让自己重新变得健康起来！

　　我开始吃中药调理虚弱的身体，每天出去晨练，和别人学打太极拳。一个月后，我高高兴兴地回医院复查，检查结果却如同晴天霹雳——我被查出了肝转移。

　　2007年10月17日，黄英再次住院。对生的渴望和对亲人的爱是让她咬牙撑下去的动力。她在网上搜索的结果是：癌症肝转移的平均生存期为8-33个月。

　　那天，捏着那张催命符般的报告单，我瘫软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半晌缓不过劲来。

　　最先想到的是孩子，孩子还太小，他不能没有妈妈，他就像一棵小树，在成长的岁月中，还需要我的扶持。还有丈夫，十年来，我们夫妻恩爱，从没为什么事翻过脸，自从我生病后，他明显老了很多；他曾经哭着对我说：“只要你能好好地活着，咱这个家就能过下去！”还有，肝转移这件事一定不能告诉老父亲，他年纪大了，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我想了很多，却怎么也不敢想到“死”字，我不能死啊，我要做的事实在太多太多了。

　　打起精神，我先给姐姐打了电话，然后给丈夫打了一个电话，一听到检查结果，他在话筒那边就哭了，我的泪水也再次涌出来，两口子默默相泣，无比凄凉。

　　回到家，我脑子里还是乱糟糟的，什么也不想说、不想做，就想一个人安静地待着，心情特别复杂。有那么一刹那，我真的想放弃了，一想到后面有那么多的苦要受，为的只是多争取几个月的生命，真是不想坚持了。人最可怕的并不是死，而是等待死亡的过程，为什么老天爷非要对我这么不公平？

　　我不吃不喝地坐着，直到太阳偏西。孩子放学了，进屋就喊“妈妈”，我下意识地答应着，脸上马上堆出笑容。不管怎样，我都不能在孩子面前表露出虚弱和绝望，孩子爱我，他需要的是一个坚强、乐观的妈妈。那一刻，我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了。

　　我回到了医院，开始新一轮的治疗。我的身体是个残破的堡垒，它遭到了癌魔的入侵，我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进行一场殊死战斗。尽管打胜仗的几率很小很小，但只要我坚持，活一天赚一天，多活一天就是多一天的胜利。

　　经过三次化疗的常规治疗，我回到家里继续休养。所幸出院时没有发现骨转移，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我尽量调整着自己的心情，哪怕有一丁点希望，我都把它放大几千倍、几万倍，作为自己坚持下去的勇气。

　　这期间，我开始在网上写博客。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说了“粉红丝带部落”，那是一个帮助乳癌患者身心康复的公益网站，去的差不多都是些和我一样的病人。我开始断断续续地在博客上写东西，心情压抑得太久了，总要有个地方宣泄。很快，我结识了一些网友，姐妹们虽然素未谋面，却通过文字互相鼓励、互相打气，也互相交流治疗的经验。有个叫果子的网友，她也是乳癌肝转移的患者，她的文字美极了，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和渴望。可是后来，她放弃了治疗，就在我刚被检查出肝转移不久，她静静地去了。得知她去世的消息时，我像掉进了冰窟窿一样，感到彻骨地寒冷，还有绝望。

　　没有人真正懂得我的感受，除非他也是个癌症病人。要鼓起生的勇气是多么不容易，现实却总是无情地打碎一个又一个希望，可是，你还是不能放弃，哪怕你已经很累，为了那些关心你的人，也必须咬牙硬撑下去。我一直是个很要强的人，从来不愿让人看到我脆弱的一面，即使是最亲近的人，我也总是笑着面对，可转过身来，自己不知偷着流了多少泪水。

　　我不愿让亲人和朋友为我难过。从我躺到手术台上那一刻起，亲人们的心就都提到了嗓子眼，他们全都尽自己所能帮助我，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真的让我很感动。我没什么可报答的，只有积极配合治疗，不让他们失望。

　　孩子好像突然之间就长大了，没有人告诉他妈妈得的到底是什么病，他也从来不问，却好像什么都知道。有一次，我偷偷看了他的日记，他在日记里写道：“妈妈又要住院了，我真不愿意让她走！”因为我的突然生病，孩子不得不放弃了正在进行的乒乓球训练，我知道他很伤心，但他没有抱怨。当我住院的时候，他一直很乖、很努力，还被评选为三好生和中队委。看到孩子的成长，我无比欣慰，可一想到他的未来，我有一万个不放心。一天，我忍不住对孩子说：“从现在起，你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知识是给自己学的，将来的生活也是靠自己从小努力学习创造来的。如果有一天妈妈离开了你，你一定要懂事，听爸爸的话。”孩子看着我说：“妈妈，我知道你的病，我懂。咱们不说这些，不吉利！”

　　孩子的眼圈红了，虽然没哭，却比哭出来更让人觉得难受。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对孩子说过类似的话。每当孩子睡着以后，我久久盯着他平静的小脸，怎么也看不够。孩子都能如此坚强，我又怎么能轻言放弃呢？

　　虽然我没有了健康的身体，不能再快乐地工作和生活，可通过这场病，我收获了许多温暖和感动。不仅是来自亲人和朋友的，还有同学们的。

　　2008年元旦，黄英获得了一份意外的惊喜，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专程赶来天津看望她，还给她留下了一份心意。此后，一场爱心捐助活动悄悄展开了。

　　20年前，30多个来自天津、山西、河北、河南四个省市的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聚集到天津某全国重点中专的一间教室里，这就是我和我的同学们。

　　当年，这群第一次离开家的孩子们吃、住在一起，玩儿在一起也学在一起，建立起很深的情谊。四年后，大家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各自去开创属于自己的人生，慢慢疏于联系，可那份感情却始终都在。2002年，在山西同学“大师”的倡导下，全班将近30名同学齐聚山西，回忆往昔、共话未来，感到说不出的亲切。此后，同学间大多恢复了联系，关系也比以前更近了。

　　生病以后，我没有向同学透露自己的情况，我想等自己挺过来后，再以一个健康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把经历过的一切轻描淡写地讲给他们听。但是，有三个要好的女同学还是知道了我的事情。我要求她们为我保密。

　　临近2008年元旦的时候，我已经做完了肝转移后的三次化疗，但效果并不理想，肝上的肿物依然在增大。知道这个消息，我一个人从医院的十楼慢慢走下一楼，眼泪止不住地落下来。这一次没有了从前的恐慌和害怕，却感到说不出地委屈和绝望。一年来，从手术到治疗，一直在努力坚持着，然而，持续的化疗和放疗，将身体已经折腾到了极限，却还是没有盼来奇迹！

　　心情烦乱，即便是新年也没了心情。正当我心灰意冷之时，那个知道我生病的外地同学兼好友却利用元旦假期，专程和老公赶来天津看我。我又惊喜又感动，想不到她那么忙，还这么惦记我，临走前，还硬塞给我一些钱。

　　那天晚上，天津的同学借此机会聚在了一起，我的病情也瞒不住了。大家有几秒钟的沉默，脸上全是不敢相信的表情，随即纷纷举杯，为我加油，鼓励我一定要战胜病魔、重获健康。我含着泪和他们碰了杯。

　　元旦之后，我第三次住院，准备接受第一次介入性治疗。这是大夫为我制定的新治疗方案，虽然不能确保治疗效果，但只要有治疗手段，对我就是最大的安慰了。

　　介入性治疗的费用比之前的治疗手段高出很多，要不是有亲戚们的援助和医保，而且单位也为我保留了全工资，家里真的要支持不住了。我曾对丈夫说过，不能因为我的病把家底都弄光了，要是没钱就不治了。可丈夫根本不听我的。

　　在天津，我有两个特别要好的女同学，做完介入手术后，一天，她们来看我，居然带来了5万元钱。她们把钱使劲塞到我姐姐手里，却把一张漂亮的卡片交给病床上的我。我打开一看，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好多同学的名字和他们捐款的数额，还有他们为我加油的祝福。

　　“这是怎么回事？”我急忙问她们。

　　“自从知道你生病的事以后，同学们都很关心你。‘大师’特地为你发起了捐款活动，由我们在天津设立账户，倡议各地同学自愿捐款。结果，还不到一周的时间，大家就捐了这么多。”

　　“这让我怎么过意得去呢？我不能收大家的钱！”

　　“我们明白你的心思。可这是同学们的心意啊，大家都盼着你早日好起来，都希望能帮你渡过这个难关！你可不能辜负了大家啊！”

　　同学的真挚溢于言表，我除了感动什么话也说不出了。看着手中的卡片，我仿佛看到了一张张鼓励和期盼的笑脸……

　　2008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四，黄英出面召集了一场天津同学的聚会。第二天，她再次入院，准备进行第二次介入性治疗。

　　当一个人处在苦难中时，如果身边围绕着许多关心他的人，那么他的好与坏就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事了。从被确诊为绝症的那天起，我就一直在和病魔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场仗打得很艰难，也很残酷，我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但同时，我也获得了许多沉甸甸的东西。让我奋力坚持的动力，完全来自对亲人的感激和爱，现在，更有来自同学们的真情。我的坚持早已不再是我个人的事了，那是所有关心我的人共同的坚持！为了他们，不战到最后一刻，我也绝不能放弃。

　　为了答谢大家，过完春节，我在天津发起了一个聚会，外地的同学来不了，我只能把本地的同学聚在一起，聊表心意。虽然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有些同学也是近20年没见过了，大家都已人到中年，但坐在一起，仍然是十几岁时的感觉，纯真而快乐。那天我很高兴，很晚了，还舍不得离开。大家怕我身体吃不消，都催我早点回去休息，在大家的“强迫”下，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我被大家的爱包围着，只要可以，我就迫不及待地上网。在我的博客里，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留言，除了同病相怜的网友外，几乎全是我的同学，他们用网名——“与你同在”“常青树”等等——给我留言，那些温暖的关心和真诚的鼓励总能让我感动，给我信心。

　　正月初六，我再次躺在医院的手术台上，做了第二次介入手术。手术的效果目前还不知道，但我已经学会坦然。在病房里，我又结识了一位病友。经过两年的治疗，她的家人正在考虑卖房为她进行后续的治疗。她的情绪起伏很大，和我说着这些时眼圈一直红红的。她说，老公对她很好，一直为她努力，可她不想这样拖累家人，否则，将来如果有一天自己走了，也会感到很不安的。面对这位大姐，我一时无语。我不知该怎样去安慰她，心底却再次对自己的家人、朋友和同学们产生深深地感激。

　　我多么希望从此一切都能变得好起来，然而老天给我的磨炼还没有结束。这次手术后，医院为我做了全身骨扫描，不幸发现了转移点。虽然只有一处，也足以将我打入地狱。

　　躺在病床上，我哭了整整一下午。医生和护士都来劝我，在他们眼里，我一直是个很坚强的人，乐观、开朗，从不轻易流泪。但我知道，我只是个普通的女人，我渴望生存，在狰狞的病魔面前，我比谁都害怕、脆弱！让我哭吧，让我尽情宣泄我的恐惧和懦弱吧，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慢慢地接受现实。明天，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还会笑着出现在大家面前的。

　　现在，我已经不去想“生”或“死”的问题，更不会幻想什么奇迹会出现了。我记住了一位网友说的话：“活好当下每一天，日积月累，最后一定是最美好的！”我把这句话当作我的座右铭。

　　如果一定要走的话，我希望我活着的每一天都有质量，如果我的生命已经开始倒计时，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生的过程尽量延长，因为，还有那么多爱我的人，因为——活着真好。

　　【后话】

　　黄英真的很坚强，说起自己九死一生的治病过程，虽然几次红了眼圈，语气却始终平静，没有抱怨，也没有顾影自怜。或许，这就是她一贯的性格——要强、倔强，永远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人看。

　　然而，讲到同学们对她的帮助时，她却抑制不住地流下了眼泪，陪同她一起来的两位女同学也不停地拭着脸颊，另一位男同学则伤感地看着窗外。那种真情流露的同学情谊的确令人动容。

　　黄英说，她有一个心愿：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独自上路，去所有同学们生活的地方看一看。但是现在，她必须配合医生继续治疗。每天，她都要做放疗。这样的过程不知还有多久，但无论如何，黄英都会坚持下去。<--/enp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