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我在日本东京伟识外国语学院读预科班，准备两年之后在日本考大学国。异国生活真的很辛苦，第二年，我租的旧公寓到期，房东再也不肯续租。当时已经是冬天，风寒料峭，东京的天空下起了清雪。颓丧地坐在川崎市新丸子车站的长椅上，越来越暗的天色里，我哭了起来。
     直到一位老人坐到我旁边，微笑着说：“孩子，你这么年轻，有什么伤心事一定会过去的。”倾诉的渴望让我不管不顾，滔滔不绝地把全部的惶恐和委屈说给她听。
     老人无法止住我的哭泣，她拉起我的手离开车站。像是被催眠，我任由她牵着，一直走到她的家里。那是一座破旧的市营住宅楼，房间摆放的用具都属于上个世纪。老人生硬地叫着我的中国名字，说如不嫌弃就请我留下来。遇到这样的好人，像是奇迹发生。
     两个星期过后，我仍然找不到房子，情急之下，我斗胆请老人将我借住的房间租给我。老人同意了，然而不肯要那么高的房租，我执意这么做。她说那好吧，不过每天早上让我为你准备早餐，我总算再次安定下来了。
我还很年轻，钱可以再挣。
     老人从不去超市买菜，下午5点后她会到附近的野菜屋买当天的剩货，只有和我共进早餐才不吝惜菜的数量。在日本，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比我更穷的人。老人从不提及自己的丈夫，只有一个儿子，住在大阪，一年才看她一次。老人的糖尿病综合症引起腿脚不便，却坚持不肯去医院复查。我一再追问，才知道她很久没有交国民健康保险了。
     我偷偷地去办她办理了国民健康保险，当我把黄色的国民健康保险证交给她时，老人捧住我的手哭了起来。第二天，我请假陪她去医院复查糖尿病。医生当着她的面责备我这个孙女，老人的糖尿病综合症相当严重，马上会双目失明，而且很可能转为尿毒症。回家的路上，老人安慰我，一个孤老婆子活与死对这个世界的意义都不大，不要紧。
     第二天清早，我把仅有的78万日元的存折塞给老人：“阿巴桑，用这钱去住院吧。”我没给老人推辞的机会，我告诉她我还很年轻，钱可以再挣。到了医院，才知道我那可怜的78万日元只够她全部住院费的4/5的开销。
       2005年初夏，为了支付住院费，我日夜地打工。这期间她儿子来看过她一次，扔下为数不多的钱就走了。第二个月，老人失明，并发的尿毒症开始呑噬她最后的强健意识。
      我等回了你，这不是天意么。
       8月的一天，我去医院看她，一位陌生的男子见到我如释重负地塞给我一张纸说，他是公立律师事务所的藤山一行，已根据老人的意愿为她起草了遗嘱，只等我核对。这遗嘱让我哭了起来——老人已经把她全部根本不能叫财产的财产给了我。
     律师走后，老人从她那满是皱纹的脖子上把一条笨掘的的铜项链摘下来，戴到我脖子上：“这条项链跟了我50多年。它的主人是九条道孝的外孙，日本最著名的华族(即贵族)里年轻有为的一个军人。他在参加了对华战争后陷入了一种癫狂状态，自甘堕落，每日流连于艺妓之间。我就是一个艺妓，就是在那时疯狂地爱上了他。怀孕后，他给我赎身。可胎儿六个月时，他忽然叫我引产，哭着乞求说，他是一个罪人，孩子生下来只会不幸。无奈，我做了引产，是个女孩。在我最绝望时，他把一直戴着的这条项链送给了我，这也是他留给我的全部。
   “昭和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傍晚，他说去新丸子附近买东西后就没再回来。几天后，人们在川崎的海里打捞到他的尸体。后来，我在车站捡到了一个快冻死的婴儿，他就是我的养子，长大后发现我不是他的生母就此对我冷淡。
   “天气好的时候，我偶尔到新丸子车站坐一坐。孩子，你记得不？那一天是2月12日，正是57年前他离家出走的日子，我等回了你，这不是天意么？”
     临睡前老人轻声问我，可不可以叫她一句妈妈。泪水冲出了我的眼眶，我抱住她，喊了三声“妈妈”。她对我说：“我57年前的女儿又回来了。”
         2005年10月，老人辞世。她的养子拒付母亲的住院费，理由是遗产的继承人也该同样继承债务。那时，我还欠医院20万日元的治疗费。
将来不知你儿子会如何待你。
     简陋的丧葬之后，我又开始忙着找房子，报考专门学校。我和医院协商，住院费可否再缓半年，因为我必须没日没夜地靠打工赚来学校的入学费。
     两个星期后，藤山律师找到我说：“正田先生怀疑母亲是否藏有巨额财产，为了免去麻烦，我看你还是同意正田先生过目一下老人的遗产吧。”我打断律师，笑道 “您看一看我现在的生活窘况就应该知道我是否继承了什么巨额财产。请正田先生尽管来，他什么都可以拿走，除了这条项链，因为这是老人留给我的纪念。”
     一个星期之后，西装革履的正田同藤山律师来到我新搬的破旧不堪的公寓。正田先生仔细过目了他母亲的所有遗产以及那条项链，说了声“打扰”掉头就走。我叫住了他，慢慢地说“你母亲一生贫苦，只抚养了你一人，你也为人父，将来不知你儿子会怎样待你。”正田默默地在“财产放弃说明”上签字，转身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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