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村里人，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含辛茹苦地把我喂养大，靠着在地里刨几个钱供我上完了小学、中学，可不争气的我高考失利，没有考上大学。
　　娘瞒着爹把家里的老黄牛卖给了邻村的老杨，要我去复读。看着她手里的一摞钱，爹老泪纵横：“它风风雨雨伴随我5年多，怎么说卖就卖了呢?没钱，咱可以想办法呀!”看着两位老人如此模样，我的心如刀割般难受。
　　第二天一大早，我在方桌上的罐头瓶下压了一张字条：爹、娘，我出去打工了。我拿出攒了好几年的硬币，共37块钱，蹑手蹑脚地走出了家门。买完车票，手里还剩下两块钱。两块钱，我买了6个馒头，在城里待了3天，等找到村里的工程队时，我已经饿得头昏眼花站不住了。终于吃上了一顿热乎饭，我一口气吃下了8个拳头大的包子。来这儿第二天我就拿起了刷子，成了一个油漆工。因为在家没干过那活儿，老板一天不知要骂我多少次。为了挣点钱回家，我只有忍气吞声地过日子。
　　因为是第一次出远门，一到晚上我就想家，有时会哭出声来，为了不影响其他人休息，我就把枕巾塞进嘴里咬住，强迫自己不要哭。工地上没有床，我们只能睡在刚抹好的水泥地上，有时一觉醒来褥子已经湿透了，浑身上下长满了红疙瘩。遇到阴雨天，晚上难受得根本睡不着。实在没办法了，就拉开盖白灰、水泥的大帆布裹在身上。再就是那可怕的蚊子，它足有两厘米长，只要在身上落一下就会起个铜钱那么大的包，奇痒无比。
　　条件艰苦并不可怕，我最伤心的就是别人无视我的自尊。一天，我跟一位工友去医院看病，半路上看到一个中年妇女提着两个包艰难地挪动着步子。我走上前去要帮她，她愣了一下，还是把包递给了我。把她送到一个时装店，我把包放到地上，她说了声谢谢，我和工友就离开了。不经意地一扭头，我远远地看到她拿着块儿卫生纸，把那包的提手擦了好几遍，我的心，又一次如刀割般阵阵剧痛。
　　还有一次，我和两个工友在路旁的一个小摊儿上吃饭。隔着两张桌子有四五个小青年围着一桌子酒菜灌扎啤。末了，他们有两个人走到我们面前说：“哥们儿今天吃饭忘带钱了，替我们付了啊!”看着他们醉醺醺的样子，我们也不愿惹事儿，叫来老板算账，计算器一点“163，算160”。若是三五十块钱也就算我们吃亏了，可160元我们3人得干一个星期才能挣回来。顺红站起来对他们说：“大哥，我们是来打工的，没带那么多钱，你看是不是你们也掏点儿?”“狗屁!没钱出来干啥?卖身啊!”一听这话，我和永军腾地就站起来了，他们另外几个人也围了上来，眼看一场争斗就要发生。情急之下，老板拨打了110。本以为警察可以为我们撑腰的，可结果令我们大为伤心，他们以“聚众闹事”的“罪名”，要罚我们200块钱。而另几个小青年没事似的走开了。经过和警察交涉，最后我们交了130块钱。望着远去的警车，我们3人相对无语。
　　以后，每当我走在宽阔的大街上，看着那鳞次栉比的楼群和那闪烁的霓虹灯，感到的只是冰凉和冷漠，让人无法融入其中。每当此时，孤独寂寞就会向我一起袭来，我心里就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回家。可是想归想，我是没足够的胆量回去的。实在耐不住寂寞，我就疯狂地写信，述说自己的苦楚和委屈。当然不会寄回家，我怕爹娘担心。要不就回忆往事：想娘趴在灶台上给我烙千层饼；想那间虽然破旧但充满温馨的小屋；想家门口那棵不知长了多少年的老槐树……
　　国庆节刚过，我们的工程也接近了尾声，楼已经开始封顶了。有一天我在6楼贴瓷砖时，忽然眼前一黑掉了下来，也许是老天爷可怜我，我竟然从4楼的窗户“飘”了进去。工友们七手八脚把我抬进医院时，我才缓过神来。我没死!老板太黑了，我右小腿粉碎性骨折，他只让我在医院待了半个月，就把工资和所谓的“抚慰金”一共2400块钱放到了我面前——我得回家了，因为我在他眼中已成了废人。
　　我和工友们一一话别，买了一盒烟，一根一根分给他们。湖北的一个工友用枣木给我打了副拐，还刷了一层透明漆。最后，他们含着泪把我送出了工地，而我，早已泣小成声。在汽车上颠簸了3个小时，我回到了家。
　　小学的那口破钟还在响；二红的弟弟还在街上乱跑；杨青家的碾子还在一圈圈地转着……一切还是老样子。我揣着那两千多块钱一瘸一拐地走进了畜牧市场，买回了一头健壮的小牛。我拄着双拐，拉着小牛，从坑坑洼洼的街上走过，乡亲们都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我。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回家的，一进门，娘看到我这副模样，抱着我的头说了句“我的儿啊!”当下就晕过去了。在爹娘面前，我再也坚强不起来了，趴在娘身上像个小孩子似的哇哇大哭。后来的日子就好多了，在爹娘的精心照料下，我恢复得很快，一个月后就能跑跳了。再后来，我学了一门实用的技术，来到了如今这座城市工作。
　　现在不知还有多少离家的人儿在为了生计而奔波着，在此，我衷心祝愿：朋友，一路走好!
　　(赵荣摘自《辽宁青年》2006年第20期，马建刚图)